抗战时期，中国共产党将干部思想教育视为关乎革命成败的关键环节。图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群雕“烽火熔炉”。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供图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，制定正确战略策略，开辟广大敌后战场，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。无论条件多么艰苦、形势多么险恶、战争多么残酷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、反对投降，坚持团结、反对分裂，坚持进步、反对倒退，同各爱国党派团体和广大人民一起，共同维护团结抗战大局。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、坚定意志、模范行动，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，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，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。
抗日战争时期，是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发挥中流砥柱作用，并实现组织与思想全面成熟的关键时期。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：“掌握思想教育，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。”在那个战火纷飞、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敌后根据地站稳脚跟，并最终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，其秘诀之一就在于始终将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视为“生命线”。抗战时期的干部思想教育，不仅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，也留下了“理论联系实际”“思想建党”等宝贵的经验启示。
把干部思想教育视为关乎革命成败的关键环节
抗战时期，复杂严峻的军事斗争与艰巨的统一战线工作，对干部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，加之党员队伍不断扩大，党的干部队伍建设面临多重考验。党高度重视干部思想教育工作，始终抓住思想引领这一中心环节，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深入持久的干部思想教育，构筑起坚不可摧的精神长城。
刘少奇指出：“党的建设中最重要的问题，首先是思想建设问题，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——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去教育与改造我们的党员，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问题，就是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说明的问题。”抗战时期，中共党员人数激增，到1938年底，党员人数已从全面抗战爆发时的4万多人增加到50多万人。队伍的扩大为党增添了新鲜血液，但也带来了组织不纯与思想混乱的风险。新党员有的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训练，甚至有些还带有封建残余或小资产阶级意识。如果不及时进行思想改造，党就无法承担起领导抗战的重任。因此，克服“本领恐慌”，消除错误认识，实现思想统一，提升干部政治素质，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。
1939年8月25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《关于巩固党的决定》，提出巩固党组织的具体方针与措施，其中就包括“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、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”和“加强对党的各级干部的教育工作”。为了更加系统、专门、集中地领导党内干部教育，中共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中央干部教育部，张闻天担任部长，李维汉担任副部长，负责统一领导中央直属各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，调剂各学校的教员、教材、教学，有计划地招收新生，领导党政军民各机关的干部教育工作。
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，政治路线确定之后，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。面对严峻复杂的战争环境，中国共产党将干部思想教育视为关乎革命成败的关键环节。党将干部教育工作视为“共产党的大事”，不仅注重培养能带兵打仗的军事干部，而且注重培养具有坚定信仰、坚强党性和实际工作能力的政工干部。抗日战争时期，通过持久而深入的干部思想教育，全党实现了思想认识的广泛提升与统一。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、坚定意志、模范行动，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，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，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。同时，这一时期培养的干部，后来在各条战线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，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之才。
聚焦革命实际，增强党性锤炼
抗战时期的干部思想教育，摒弃了纯理论灌输的教条主义模式，着眼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，坚持“教育为抗战服务”，培育了崇高的革命理想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，以及艰苦奋斗、廉洁奉公的思想作风。
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，强化理论武装。列宁指出：“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，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。”抗战时期，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得到了充分重视。以陕北公学为例，学校将整个教学计划定为“七分政治、三分军事”，以政治理论教育为主。课程设置有社会科学概论、中国革命运动史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众工作等。教材中收录了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等党的领导人撰写的重要理论文章，这些文章经成仿吾、何干之、艾思奇等理论家在课堂上的阐释与讲授，有效提升了广大学员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水平。通过干部思想教育，全党树立起牢固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。
各根据地党校在课程设置上都强调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。陕北公学开设了游击战争、民主运动等实用课程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张闻天等领导人还亲自登上讲台演讲授课，帮助学员把握当前革命的形势与党的实际政策。各根据地的干部教育模式也是如此。在苏南抗日根据地，干部们必读《新民主主义论》，以此理解中国革命的阶段与前途。全党逐渐学会将理论学习与实践斗争紧密结合，并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作风。
以革命气节与理想信念为核心，加强党性锤炼。在重庆红岩村，周恩来领导南方局针对国统区复杂环境，提出了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要求。他亲自设计了一道“面对长期的监禁你如何做到不变节”的考题，要求每一位干部必须作答，以此强化信仰。《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》中明确提出“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”反省自己的弱点，锤炼自身的党性。在整风运动中，干部们对照文件检查自身，去除思想上与政治上的灰尘，严格遵守“个人服从组织”的纪律观念，实现了思想上的有效改造。
适应战争与群众工作需要，持续加强干部能力建设。思想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。干部不仅要学习掌握理论，而且要会打仗和做群众工作。东北抗联提倡的“枪杆子加笔杆子”模式，不仅训练干部的军事技能，还要求干部学习识字、掌握语言和识别地图。冀中军区的干部在开展冬学运动时，白天带领群众抗击敌人，夜晚则组织识字班、讲解生产技术，将军事斗争与群众动员、生产建设紧密结合。在延安和大后方，党要求干部做到“勤学、勤业、勤交友”，实现职业化与社会化，把党的政治主张融入到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去，成为联系群众的桥梁。毛泽东曾以军事学习为例，对干部教育的途径和方法进行了高度概括：“读书是学习，使用也是学习，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。”在学习中持续增强干部能力和综合素质，成为干部思想教育的最终目的。
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彻底的思想改造
在战争环境中，党创造性地开辟出灵活多样的教育路径，将思想理论融入战场间隙与窑洞灯火，在反复动荡的战争环境中确保思想教育的全员覆盖与持续深化。
正规党校与流动教学相结合。1935年10月，党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，随后各分局党校、地方党校随之建立。这些学校尽管物质条件有限，但课程设置全面，制度管束严格，培养出了大批抗战骨干，成为当之无愧的革命熔炉。同时，为了应对日军的“扫荡”，各地出现了大量“流动学校”或“游击学校”。例如，校址设在深山之中的武夷干校，在以竹棚为教室、以膝盖为桌子的自然条件下坚持办学，有效提升了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、党性修养和斗争能力。
1939年至1942年期间，党中央针对无法脱产学习的干部，领导开展了一次声势浩大且系统全面的在职干部学习运动。毛泽东在动员大会上指出：“工作忙就要‘挤’，看不懂就要‘钻’，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，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。”运动也据此提出“太忙就挤、不懂就钻”的学习口号和“自学为主、集体为辅”的学习方式，极大提升了在职干部的学习效率与理论水平。
在随后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中，党基于学习运动的理论积累、方法探索和制度构建，规定了22个整风文件作为必读材料，要求全体党员干部结合实际开展自我反省，迅速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彻底的思想改造，成功开辟了在全党范围开展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新传统。
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与干部思想教育，全党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和思想统一，为中共七大的召开及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。抗战时期干部思想教育的成功经验启示我们，坚持“思想建党”不动摇，无论历史方位如何变化，理论武装始终是首要任务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，干部教育应克服形式主义，着力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；坚持锤炼党性修养，必须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，引导干部修好共产党人的“心学”，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。
抗战时期的干部思想教育，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时刻进行的一场伟大的“铸魂工程”。它通过科学理论的指引、严格党性的锻造以及灵活务实的教学方式，将党员干部成功锻造成一支具有钢铁意志、富有斗争经验的职业革命家队伍。这一历史经验深刻昭示：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“生命线”，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。只有思想上的统一，才有行动上的一致。只有精神上的钙质充盈，才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。（唐皇凤，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延安十三年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副院长，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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