麻醉医生在很多人眼中，是“打一针”的存在，甚至在我选择这个专业之前，我也曾天真地以为自己选了一个相对轻松的职业。但后来的工作经历告诉我最大的配资公司，麻醉医生可能是整台手术中，离患者生命最近的那一个人。
生命体征中的任何一次波动、患者身体里的每一个器官、手术过程中每一次的突发状况，麻醉医生的心跳都始终和患者的心跳同频。
——《深呼吸，开始麻醉了》 蒋政宇
这是麻醉医生蒋政宇写在书中的一段话。他是一个90后，在麻醉医师的岗位上干了近十年。他接触的很多患者都不太了解麻醉医生的工作，以为就是“打一针麻醉药”，也有人因对麻醉不了解，会害怕、抵触。
为了让大众能更好地信任麻醉医生、认知麻醉医学，在工作之余，蒋政宇在网络上进行文字科普，并将真实经历集结成书——《深呼吸，开始麻醉了》。
随着舒适化诊疗的推进，“无痛”已贯穿到医疗服务的方方面面，从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，到生命的最后一声心跳，在生命的每一个脆弱的时刻，都有麻醉医生的身影，但麻醉医生当前存在极大的缺口，这也导致他们成为最忙、最累的群体之一。
今天（8月19日）是中国医师节，一起走进麻醉医生的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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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打一针麻药”背后有多紧张？
麻醉状态下，人体的保护性反射大多被抑制，身体对药物、手术或者刺激等反应不受控制。在这种巨大的不确定中，总需要有人来处理可能的突发情况。
这个人，就是麻醉医生。
对大多数人来说，麻醉就是睡一觉的事情。但对麻醉医生来说，当患者安然入睡后，忙碌的工作才开始。
——《深呼吸，开始麻醉了》 蒋政宇
一台手术中，外科医生的目标通常只有一个，比如切除某个病灶，但麻醉医生的总体目标是让患者平稳度过手术，期间发生的一切紧急情况都需要他们介入，因而流传着“外科医生治病，麻醉医生保命”的说法。
许多人所认为的“打一针”，也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。蒋政宇介绍，在给入麻醉药之前，麻醉医生需要评估患者情况，必要时会在靠近心脏的位置放入静脉导管，当发生意外，从导管给入的药物能第一时间到达心脏；还会在患者手上的动脉里穿入传感器，实时监测动脉血压；全麻状态下，患者的自主呼吸会消失，他们需要同步进行气管插管……
进入麻醉状态后，麻醉医生需要监测呼吸、心率、血氧等的变化。即使一切指标正常，麻醉医生也丝毫不敢松懈，“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”。
蒋政宇记得一个危急的“术中大出血”病例，那是一台胰腺手术，外科主刀医生突然的一句“止血钳”，让大家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。那一瞬间，他看到引流瓶里的鲜血越来越多，监护仪上的动脉血压波形开始漂移。由于胰腺位于腹部最深处，手术视野非常狭窄，大量鲜血涌出，让出血点难以寻找。
手术中出现突发情况，麻醉医生会第一时间与外科医生紧密配合。在外科医生想办法止血时，蒋政宇则同步打开了三路静脉通道，开始加快输血补液。
这不是一个简单的“加量”过程，麻醉医生需要迅速在矛盾的天平中找到微妙的平衡——输血太快，心脏负荷重，容易发生心衰；输得慢，血压又维持不住。同时，还要调整麻醉药的用量，并使用升压药，尽量维持血压。当时，患者的输血量达到8000毫升——几乎相当于把全身的血换了两遍，外科医生终于成功止血。
但麻醉医生的难关远没有结束，患者大出血后，身体内环境出现紊乱，可能带来致命的血钾问题，还要纠正凝血、器官灌注、肺水肿等问题……当患者被送入ICU，已经是深夜11点多，这台手术，蒋政宇干了7个多小时。
除了术中大出血，蒋政宇还经历过患者不明原因的血压急剧下降、麻醉期间药物过敏……“危急状态下，麻醉医生做决策的平均时间只有10秒。在10秒时间内，要分析原因、明确处置方式并立即开始处置。”
02
这场手术该不该叫停？
在成为一名医生的道路上，医学教材的总厚度可以达到3~4米，书中讲述着诊断标准、治疗方法，甚至完整讲述了何种情况下应该采用怎样的治疗。但如此多的书本，依旧没有一本告诉我们，在面临进退两难的抉择时，抉择的依据是什么。
一台手术、一种治疗方法，可能给患者带来生的希望，但也可能因此带来更加严重的并发症或副作用。那么，应该做怎样的决定？
——《深呼吸，开始麻醉了》 蒋政宇
麻醉医生有叫停手术的权利，可工作了将近10年，蒋政宇依然艰难面对这样的选择。用他的话说，当医生越久，胆子越小。
他对一台腹部肿瘤切除手术记忆犹新。这是一名女性患者，腹内的肿瘤有60斤重，已经压迫到消化道导致无法进食，如果再不手术，呼吸都会成问题，不得已，只能选择立即切除。
蒋政宇清楚地知道这台手术的风险——肿瘤部位牵涉众多血管，切除过程极为复杂，出血量很大。
随着肿瘤分离的逐渐深入，失血量增大，提前备好的血液已经全部输进去了，蒋政宇清楚，如果继续手术，势必还要出血，很可能会引发脏器衰竭。
此时，外科医生希望尽可能多地切除肿瘤，因为多切除一点，就能为患者争取更长的生存时间。而更多的切除，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。
蒋政宇艰难地维持着血压，他明白，此刻患者就像站在悬崖边上，任何微小的波动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。他紧紧盯着各项监测数据，每一秒都在问自己：这台手术还要不要继续？患者的身体还能不能承受？
“我要为外科医生争取时间，同时也要为患者负责，有时候做出喊停的选择很艰难，但我还是会去做。”
当看到最后一个肿瘤包囊与腹壁粘连紧密，中间可能包裹着众多小静脉、小动脉，即使再精密的分离器械也无法避开，蒋政宇艰难地做出了决定：“手术必须得停了，这个血管区一旦出血，那就……”
外科医生放下了分离钳，9个小时的手术结束了。
这样的抉择，蒋政宇时常需要面对。“有的时候，懂得放弃也是肩负的一种责任，我们必须守好安全的大门，这是一切的基础。”
03
我还能做些什么？
我习惯于在手术室面对熟睡的患者，是因为面对冰冷的参数，我可以更理性地对突发情况、病情变化做出判断，给出解决方案。
但当我面对患者无助的眼睛，握着能让我感知温度的手，技术的桎梏、治疗的局限，成为麻醉医生这个职业最沉重的无力感。
但说到底，麻醉学的初心，是维护人类在疼痛面前的尊严。最开始，我们就是那个“治痛”的医生。
——《深呼吸，开始麻醉了》 蒋政宇
“说来好笑，我高考后选择麻醉方向，其实是奔着轻松去的，觉得麻醉医生打一针之后就能休息。”
尽管与“初衷”背离，蒋政宇还是坚持了下来，本科毕业时，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保研资格，同时还拥有了可以调整学习方向的资格。要不要放弃学麻醉？此刻，他犹豫了。
“我不断问自己，当我站在手术室里，我更愿意拿起手术刀低头操作，还是更愿意抬头看监护仪管理体征，为生命护航。想了很久，我觉得我是后者。”就这样，蒋政宇成为了一名麻醉医生——他每年要做700台手术，甚至一天里连续做过8台手术，工作16个小时。
医学不是万能的，面对一些疾病的治疗手段也是有限的，可是，每当面对病人，蒋政宇总会问自己：“我还能做些什么？”
有一次，当一位患儿被推进手术室，孩子的妈妈却叫住了他，虽然手术不大，这位妈妈却欲言又止。蒋政宇一下子猜中了她的担忧，轻声安抚道：“单次短时间的麻醉不会对孩子的智力发育产生影响，放心吧！”孩子的妈妈这才长舒一口气。
还有一次，蒋政宇在值夜班时接到了一位肝癌晚期患者的求助。晚期癌痛，对应的是疼痛阶梯治疗的最高级，面对这样的患者，医生能做的，就是把强效镇痛药的剂量加大、再加大，同时辅助其他药物来缓解患者的不适。尽管如此，也无法完全缓解疼痛，且有可能带来并发症。
“面对癌性疼痛，办法非常有限。我那晚每隔一会就去看看他，问问他感受怎么样。医疗手段之外，关心和安慰可能也是一种支撑。”
蒋政宇希望通过自己的故事，让大家看见麻醉医生，从而更好地配合、信任他们。“即使哪天你在看病治疗时要‘沉沉睡去’一会儿，也会有一个戴着‘花帽子’的人守在你的身旁。这是麻醉医生给你的承诺。”
记者/李娟 王殿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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